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沙俄，经济和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已是荒原地带，远东靠近清疆界的地区只有伊尔库次克等几个小镇，没有工业，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沙俄本身内患外战不断，可用于远东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以及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自居中华的“我满清”。俄匪曾经深入黑龙江下游最大的一支部队也仅六百余人。
根据分散的各种资料推测，俄军备战最高峰，即在康熙准备反攻之前，在雅克萨和尼布楚的全部军队人数最多不超过三千人。一六八五年夏季，清军开始大规模进攻俄军，彭春、萨布素领军分两路合围俄人主要盘据点雅克萨，用葡萄牙大炮日夜轰城，俄军死伤十之八九，被迫投降。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接着发生了。
康熙不但释放所有俘虏，居然允许他们持枪械和财产归去。清军占领雅克萨城之后，不在该地留兵驻防，固守战果或监视俄匪，而是拆毁城墙，大军全部撤回瑗珲。
既不杀俄匪，又不守城地，不知此自卫反击战到底为何目的？
正是被康熙释放的侵略者头目托尔布津，带着乌合匪帮卷土重来，再占雅克萨城，并把城墙修得更加坚固。整个冬天，侵略者们就在那里平安度过，在次年春夏季他们又得到更多增援，准备顽抗到底。
康熙心里想着什么？
抗战时候，陈嘉庚对蒋介石说，敌犹占我土而言和者，即是汉奸。这是抗战时期最让中国人开智明目的一句话，是自清卖国以来国人行为迷失之后第一次叩击中国人民族自觉性和自尊心的深刻反省，也是气冲霄汉、忍无可忍的宣言，是千古经典名句，是判断是非的不二定律。
以这条定律重新审视康熙过早息兵、主动让步的决策，我们不能不怀疑，康熙的内心有极其阴暗的一面。
康熙以为，三藩、台湾乃叛逆，是对皇权和满清江山的威胁，虽尽国家之财、倾天下之兵、废百姓之家业而灭之亦在所不惜。
俄匪本非我满清对手，如果拿出平三藩、打台湾的决心，区区几百俄卒，岂有得逞之理？但如武装边民，扶植地方，敌寇虽灭，内患又生，重蹈三藩割据之覆辙，绝不可为！
蒙古各部，本是盟友，而非征服所得。如果任蒙汗坐大，一旦漠北喀尔喀，漠南内蒙古，西北厄鲁特联合起来，东山再起，会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康熙并不信任蒙古的汗们，一个噶尔丹已让康熙坐卧不宁，借俄人之手，挫钝喀尔喀，解除北疆之虞，不失为良策。所以在俄人进扰漠北草原的半个世纪中，喀尔喀蒙古人一次次起事反击侵略者，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屠杀，清除了授给大汗一个封号之外，不曾给予任何军事援助。而这种明显偏心的、阴险的封赏，正是激怒噶尔丹、导致他离心叛道的重要原因。
俄寇长途而，只为利，非为我天下，乃小人所为，诱之以利即可息之。我土广大，留之无用，去之无妨，野人村夫之愤慨，尤不足虑。更何况去土非我满清本土，北边一支蒙古劲敌被余，使我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噶尔丹，交易是划算的。
或许为了考虑贫民百姓的安危，一纸条约换得万古平安也是值得的！也许这就是康熙的心思吧！然而史书是无法告诉我们这些的。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认识了解康熙，康熙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也就不难推知了。
